维护知识产权 打假公司的中国式生存

11月20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来访的美国总统布什表示，“中方将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在中国政府再次承诺的同时，在中国民间已经活跃着一支自发维护知识产权的力量，赵伟的公司就是其中一分子。他们的名称众多：商务安全顾问中心，企业信息咨询顾问有限公司，或者是商务调查公司。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郑刚去演艺公司学过表演，他演得最逼真的角色是警察。“怎么会不像呢，我以前就是干这个的。”他说。

郑刚曾经是一名检察官。1998年，他进入一家外国商务调查公司中国分公司的调查部，担任调查员。现在他是某国际商务安全顾问中心的执行董事。

“这只手，”郑刚举起他的右手，“有人愿意花10万元来买。”

在广东省东北部的兴宁市，数十个制假者曾经开着摩托车，一家酒店挨着一家酒店地搜寻郑刚。他在几天前来到此地调查，他获得的证据导致了政府部门对制假工厂的查封行动，当然这也激怒了制假者。最后，郑刚在夜幕中扒上一辆过路的货车，躲过了追捕。

在大多数调查公司里，像郑刚这样有过政法工作经验的人成为调查员的主体。赵伟和他的上司乔振宇都曾经入伍。他们承认，自己拥有的侦查与反侦查经验给调查工作带来了帮助。

在一处偏僻的河岸上，赵伟看到有人正在对岸的一座5层民用建筑物里装卸货物。这引起了他的疑惑。他走到对岸，在附近的一个垃圾场里有意识地寻找，他找到了一些焚烧过的包装箱。

赵伟的经验是：如果在垃圾场丢弃的某品牌的商标太多，肯定有问题，因为那种产品在偏僻的地区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销量。有时候一些空白的周转箱也会引起他的注意。因为周转箱成本比较高，在包装箱外面再套上一个周转箱，那样做只能是为了遮掩。

这次观察让赵伟在广州市白云区发现了一处制造假冒汽车零配件的工厂。他随后向汽车工业协会报告了他的发现，结果他获得了一笔生意，汽车生产商减少了消费者使用假冒零配件的可能。

“你查假的方法很多，他们反查假的方法也很多，可是———”赵伟说，“你破‘反查假’的方法要更多。”

这份工作需要善于与人打交道。郑刚采取的方式是来到工厂的老乡会，免费向农民工提供法律帮助，逐渐从农民工口中掌握工厂的生产情况。

除了这些东西，郑刚有时还需要运用化装术。他曾经扮成一个清洁工人，扫了三天地，为的是监视一个仓库。

郑刚说，扮演一个体力劳动者，要有工装、工牌，“别人一见工装、工牌，就有五成信了”，说话要有地方口音——“这和扮保险业务员不一样”，要懂得常识技能——“扮电工总要懂简单电路吧”。

为了更好地掌握化装术，郑刚还自费去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一个月。他的收获是学会怎样制作假胡须，以及到哪里购买制作假胡须的原料。

赵伟是化装术的反对派。“这是一种比较愚蠢的方法，”他说。赵伟认为，化装是为了第二次接触时不被认出来，与其这样，还不如把这个环节省略掉，“一次搞定”。

一个应运而生的行业赵伟和郑刚从事的是一份在中国应运而生的职业。假冒产品无处不见，对知识产权的侵犯比比皆是，这是中国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之一。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4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所有形式和类别的知识产权中，中国有侵权现象的占到90％，甚至更高的比例。这导致美国企业每年估计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中国政府已经在这方面投入了比以前多得多的注意力。实际上，具有相应职能的中国政府部门数量众多，涉及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版权局、药品监督局、文化稽查队和全国整顿及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办公室诸多部门。

在接受电话采访时，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全国整顿及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办公室称，他们在2005年的工作重点各自是：食品安全、商标侵权、虚假广告；食品安全、农业生产资料、建筑材料；食品安全、知识产权、商业诈骗。它们覆盖的领域非常广泛，并不仅限于保护知识产权。

不过，很多跨国公司认为这还不足够。它们有时会组织起自己的打假队伍。大多数时候，跨国公司会将这种工作委托给商务调查公司或者律师事务所。

接到委托后，调查公司首先要进行调查取证。调查公司的兴起也培养起一批专业的线索提供者。赵伟说，在广州就有3个固定的线人组织，每个约有50人。这些组织都在郊区的工业园附近，成员大多是工厂里的农民工，新成员还会接受假冒产品的初步甄别培训。他们之中有的能获得调查公司的定期补贴。

调查结果会形成报告向客户递交，这时候，有两种解决途径可供客户选择：一是向行政执法部门投诉，由行政执法部门查封、扣押、没收和罚款；一是提起诉讼，其中又分为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最有效，但对证据的要求比较高，民事诉讼则能索取赔偿。

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邓尧律师说，跨国公司一般会选择向行政执法部门投诉。这个说法得到了郑刚的证实。邓尧是一位专业代理知识产权保护官司的律师。他不赞成他的客户以这种方式结束与制假者的战斗，他会鼓励他们进行民事诉讼。他谨慎地猜测跨国公司这样做的原因是“不是很了解中国的国情”。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称，他们的工作程序是通过接受群众举报或自行调查，进行查处惩办。他们的主要信息来源是来自个人和企业的举报，对调查公司的举报也会予以接受，但到目前为止，直接来自调查公司的举报比较少。

“福尔摩斯是19世纪的人了”

对翔龙企业信息咨询顾问有限公司来说，把像宝洁这样每年耗资上亿美元打假的大客户抓在手里是最美妙的事情。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重量级的跨国公司往往只信任外国商务调查公司，就算这些外国商务调查公司并不如他们的中国同行那样了解中国的现实。

郑刚说，要接到大客户就必须有覆盖全国的网络，但中国公司没几家能够做到这一点。

因此，中国的调查公司能做的只是充当外国调查公司的下家。大部分调查费也落入了外国调查公司的口袋，虽然实际工作大多由中国调查公司完成。

行业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在迅速提高。郑刚估计，仅仅在广州一个城市就大概有上百家提供商务调查项目的调查公司。5年前，完成一次打假的收费是2万至3万美元；现在价格只有当时的1／10.但是调查公司之间也有合作关系。由于在其他城市没有分支机构，涉及异地的项目只能寻找同行进行合作。另外，不符合本公司主营方向的项目往往会被转到另一家公司，以换取对方的同样回报。客户并不希望看到这种叫作“流案”的情况，因为它也许会导致商业机密的泄露。

一切都在要求商务调查业进行整合与重组。对作为个体的调查公司来说，他们需要做的是尽快完成自我提升，他们已经对外界把他们看成只会调查婚外情的“私家侦探”感到反感。

乔振宇开始注重与客户的谈判技巧。“先给他戴高帽，再告诉他，他的品牌有被假货毁掉的可能。让他自己提出打假的要求。”现在，维权部的业务已经占整个公司业务的60％以上，但打假维权只是前期目标。“我们在为知识产权维权业务打基础。”赵伟说。

他说，除了调查员，翔龙企业信息咨询顾问有限公司还会增加掌握外语的人员和有外资企业工作经验的商务洽谈人员，以便与像宝洁这样的跨国公司打交道。

郑刚则更进一步。他现在所在的国际商务安全顾问中心已经不仅是一个调查公司，它的业务包括评估企业经营的危害因素，如防止被盗、进行司法会计、评估合作伙伴、防止商业间谍和信息安全等。

“这与咨询公司已经很近似。”郑刚说，麦肯锡之类的咨询公司属于数据库调查，他们则是借助数据库，强调实地调查。

但让这位自命为“行业的战略思考者”的人不满意的是，他的大多数国内同行仍然停留在原始的“侦探社”阶段。他到内地去与一家调查公司谈合作事宜，对方要求他在约定地点手持报纸，以此作为接头暗号。“他以为他是在搞地下工作吗？”郑刚对这种故作神秘的做法感到不可思议与可笑。

“要知道，福尔摩斯是19世纪的人了，”他这样揶揄他的著名前辈。

他们的苦恼调查公司最大的苦恼是他们没有正式的身份。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对这个行业与它的从业者作出任何法律解释。很多人猜测这与他们采取的灰色手段有关。

“你必须承认，抛去商务成分，它还有很多法律成分。”郑刚这样看待他的工作。乔振宇也认为政府应该向从业者发放资格评定证书。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称，调查公司不能以“专业打假公司”的名字注册，只能以类似咨询公司这样的名字注册。由于这些调查公司都是在各地的地方工商局注册，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目前只保持关注，没有确切数据及评论。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称，他们是按国务院要求工作的，不直接与民间打假与保护知识产权的营利性或非营利性机构发生关系，对商务调查公司的现状暂时不作评论。

全国整顿及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办公室则表示对商务调查公司的兴起保持关注。

与他们站在同一阵营的战友也并不十分欣赏他们。邓尧说他们的工作完全可以由律师事务所来完成。“调查取证本来就是律师应该做的，”他说，“如果下定决心，一个律师事务所就能取代调查公司。”

郑刚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律师处于这条产业链的后端，不可能所有的律师事务所都会设立如此专业的调查部。现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成立的，很多律师事务所与调查公司进行合作。

有时候，在工作中看到的事实令他们感到失望。有些工厂只满足于制造假冒产品，或者剽窃他人的设计，却不知道什么是知识产权。“扶不起的阿斗”，郑刚这样形容他们。

有的国内企业被假冒产品所困扰，却没想过采取行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觉得没面子，很忌讳这东西，”赵伟说，“也怕竞争对手借这事做文章。”

今年初以来，他们开始兴奋起来。郑刚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中国对知识产权的重视，这种状况也意味着这个行业拥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